10年之后的第5次被捕，也许就没有前4次那么轻松地获得自由了。
经过了漫长的等待，1933年3月底，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独秀等以危害民国罪提起了公诉。一场轰动全国、备受关注的“陈彭案”拉开了审判的序幕。
在上海开设律师事务所的章士钊早闻陈独秀被捕入狱，决定赴京为好友鸣辩，经过精心准备，在得知陈独秀公审日期后，踌躇满志，欣然而来为陈独秀作义务辩护。
4月14日9点35分，“肃静，肃静！本庭宣布，由本院审理的陈彭等危害民国一案，正式开庭！”书记官的声音顿时平息了法院中的噪声和噪动，法警执签提陈独秀等10人到庭。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当年在“文学革命”发难时“愿拖四十二生大炮为之前驱”的陈独秀。
审判长胡善称：“陈独秀，你们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？”
陈独秀一听此言，立刻打开了其特有的政治思想闸门：“这是事实，我不否认。至于理由，可以分三点，简单说明之：一、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，人民既无发言权，党员恐亦无发言权，不合民主政治原则；二、中国人已穷至极点，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，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，人民则苦到无饭吃，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；三、全国人民主张抗日，政府则步步退让。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，政府不接济。至所谓长期抵抗，只是‘长期抵抗’四个字，始终还是不抵抗。根据以上三点，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。”
退庭后，章士钊总觉得陈独秀所供之词难以达到自己为陈辩护的最终目的，于是便找到几位法官，调出陈独秀案卷与供词，修改了部分不利于陈独秀的词句。想到桀骜不驯的陈独秀，法官觉得此举亦是求之不得，于是顺水推舟，送章士钊个人情。
第二天，江宁地方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旁听席上又挤满了各界人士，其中前来听审的多是学生。书记官宣读前一日审讯之笔录完毕，陈独秀在供词上签字时，他发现自己的供词被别人改过，于是在改过的地方又改了过来才签上了字。
1933年4月20日，第三次法庭审判，陈独秀展开自撰《辩诉状》朗声辩驳，“余固无罪，罪在拥护工农大众利益开罪于国民党而已，余未危害民国，危害民国者，当朝衮衮诸公也。冤狱世代有之，但岂能服于后世。余身许工农，死不足惜，惟于法理之外，强加余罪，则余一分钟呼吸未停，亦必高声抗议也。”
随后，章士钊从律师席上站起来，开始了5600字的长篇辩护，从下午1时至下午1时53分近一个小时。另外两位律师也相继作了辩护，对章士钊所辩加以补充，重申陈独秀“危害民国”罪名不能成立。
两律师辩护结束时，已到了下午2时15分，庭上之人多已饥肠辘辘，庭长宣告退庭，改在下午继续开庭辩论。
章士钊膳食用毕，到狱中去见陈独秀。他是去劝陈修改供词的。然而，“开弓却遇回头箭”，未等章士钊说出来意，陈独秀却要章士钊将辩状重新修改，于是二人各执一词，争论起来，互不相让。章士钊说：“仲甫，这样改对你现时的处境是非常有利的。”陈独秀却说：“行严（章士钊），好意铭记，但以君之美意屈我之本意，实为仲甫所难从命也。”章士钊无奈，只得叹息作罢。
下午开庭后，陈独秀站起来说：
“本人对律师辩护，有补充声明，章律师等之辩护，以其个人之观察与批评，贡献法院，全系其个人之意见，并未征求本人同意，且亦无须征求本人同意。至本人之政治主张，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，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。”
“陈毒兽！”章士钊狠狠地看了陈独秀一眼，心里暗暗骂道，见陈独秀也在盯着自己，一种心血白费的颓然袭上心头。
4月26日下午2时，国民党江宁法院开庭作审理判决。审判长当庭就“陈彭案”进行宣判：陈独秀等8名处有期徒刑，褫夺公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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